此令一出,立在残雨里的城固县民众无不震恐哗然,而县中的其他胥吏则两股战战,面如死灰。
当然这在唐朝并没有什么——官,特别是高岳这样的军镇方岳,不要说对区区县廨里的流外官,便是对军府内的随军、要籍等吏层面的,都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这里不是京城,节度使说杖杀,那就是杖杀。
如狼似虎的定武军射士,把黄文语的五个儿子给逐个捆起,掀翻摁倒在地。
人群里,黄文语和他妻子再也不敢抵赖什么,他咬着嘴里的木衔,咬到口齿碎裂,血流一地,对高岳的马头叩首不止,可高岳表情淡然,心如铁石,说雨已止歇,诸位儿郎点起火把,本尹亲自监刑。
随后数百名射士齐齐将火把点起,场面蔚为壮观,百姓当中曾被黄文语等胥吏坑陷过的,早已攘臂高呼起来,但仍有部分百姓依旧茫然,古代社会民智低下,大部分还不清楚黄和他家五个儿子到底触犯什么律条,都在指手画脚,只是说黄家宅里被搜出好多的马蹄金、蒜瓣银,还有人说平日里黄佐史跑来跑去,面相慈善,是不是大尹判错了案子云云。
更有胆小的妇人,忙遮住各家小孩的脸,不让他们看。
可指缝里,小孩还是瞪大了眼睛,望着黄文语的五个儿子惨受杖刑。
多年后,当这群小孩变为白发苍苍的老人后,还能回忆起当时高岳杖毙黄家五子的情形,都说大尹真的是狠,黄佐史家的小儿子还嫩嫩的,剥去衣衫如段藕似的,刚满十六七的年纪,被棍棒打得血混着泥水,飞溅一丈多高,脊梁都被打碎了,死前在那里大喊,阿父啊阿父啊,痛杀孩儿了,说阿父救我啊,把家里钱财都给了大尹充公吧——后来实在痛不过,就骂自己的父亲,骂的,唉,都听不下去,也确实是熬不住才骂的,直到当着黄佐史的面断气为止。
不过也亏高岳这股狠劲,以后兴元府再也没出现过差役不均,放富役贫的现象了,现在天下升平了,怕不是死灰又得复燃啊!
天下真的就缺这样有手腕的角色。
至于多年后,当时身在兴元府的韩愈,这事虽然没有亲眼目睹,但也听闻得差不多,在给高岳写传时,也心有余悸地说他“强毒”、“酷烈”,并说黄文语的五个儿子实在是“强罪”(强行定罪,用刑过酷),并称高岳虽是进士出身,但骨子里却是商君类型的人物。
杖杀完黄佐史五个儿子后,接着又杖黄文语本人,打了三十棍后,黄文语断气。
黄文语断气后,一时间牵扯城固人夫逃亡事件的三十七名县中的掌固、书办、仓司、秤司,全被收入县廨牢中继续杖打,火光将棍棒飞舞落下的影子照在土壁上,惨嚎声方圆里外都能听到,身体弱的第二天尸体就被扔在公廨前,等于示众,身体还强的吃不住,就招供画押。
最后是县令李桀,跪在高岳面前苦求,高岳才放了个人情,不再穷究下去。
可这时已有数十胥吏被杖毙,被牵连被刑罚者,包括城固乡村的里正之流在内,足有百人之多。
其实这人情也是高岳有意卖的。
那晚,李桀和妻子葛氏哭拜在高岳前,称这次多亏有棚头照应。
其中葛氏更是哭得梨花带雨,说伟长当城固令后,一心想让县里风俗醇厚,对黄文语等人是推心置腹,差役赋税就托付给他们去做,自己更多关注的是民生、学政的事,可谁想到事情会如此。
这葛氏原本可是皇帝身边的女官,不过没被李适临幸,因不慕宫廷,被李适不喜,索性让昭德皇后放出来,配给进士李桀为妻,婚后和李桀恩爱非常,但夫妻俩都是心地纯善之人,那里能玩得过黄文语这种汲汲县衙二十多年的老奸巨猾之徒?
高岳叹口气,便对李桀夫妻说,你们猜,这黄文语是如何上下其手,凑够五百人夫的?
接着他便说,黄文语指派十名胥吏,各造一册差科簿,登记五百人,其中只有五十人是真名,其他全是胡乱写的假名,每名胥吏各持一差科簿,各去一里社,按有真名的五十人上门摊派差役,富户被他们敲诈勒索,贫户则被他们强行征派,这才凑够五百人,其中有不少贫户这两三年已被他们重复差科,已有人家破人亡,最终忍无可忍,才酿出乱子来。
本尹找到孙通玄了解到实情后,又让韦执谊暗中调查,方才得知。
“说起来,这城隍社鼠如此猖獗,我身为兴元尹也有莫大的责任。以前我在兴元,百废待兴,所以为政宽松些;可如今,差役赋税不均,富户终日闲坐在家,贫户全年奔波生死,更有奸吏从中渔利,败坏公序良俗,天下还有比这更大的不公吗?是到了该纠为严政的时候了。”说完,高岳拍拍李桀的肩膀,温言说这事马上朝廷、方镇和州县合在一起来办,这个人情我给你来做,不过以后城固县该如何,伟长你心中应该有底。
果然,高岳离去后,李桀立即在公廨前的木扎上,详详细细地将黄文语等胥吏是如何蠹害县政的罪行,一条条列清楚,让人唱给百姓们听——罪行轻微的,牵扯不深的县吏,李桀表示继续留用,并重新编组了县廨的“班子”,三分一用旧胥吏,三分一用本县良善的富户,三分一用能断文识字的贫户(贫户由县廨发给衣粮),大家互相监督,差役赋税本县令亲自过问,李桀还根据从黄文语家里搜出的那本“传家宝”,亲自定了新的差科簿,重新厘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