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宝并没有盲目的去追求完美，去追求人人平等，他不喜欢那样的空泛口号，除了骗人，什么作用也起不到。
“准备一下，我现在要去见张维贤。”韦宝道。
“总裁现在就要去？”林文彪一惊。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韦宝道：“既然海防钱庄暂时没有问题，接下来不管他们怎么做，我们都必须保证有足够的武力，想有足够的武力，只能拉上京营这张大虎皮。”
“我们在张维贤那边派了人，但是只打入了外围，总裁贸然求见张维贤，可能会吃闭门羹，要不然总裁先写一封信给他送过去，看看他愿不愿意见您吧？”林文彪道。
“不必，不见再回来就是了。”韦宝果断的道：“今晚就走，争取明日下午能到张府，不必准备马车，我骑马就成。”
“是，总裁。”林文彪见总裁已经做出了决定，不敢再多嗦。
一六二五年山东大旱，七月又起蝗灾，山东饥荒，灾情最严重的济南一带易相食。
在这个夏秋交接的时期，整个北方都很惨，到处在闹饥荒。
韦宝不经历这样的时代，真想不到居然所有人都惨成这样。
这也更加坚定了韦宝想让更多老百姓活下去的念头。
想让更多的老百姓活下去，只有一条路，动大地主阶级的奶酪。
朝廷赈灾是肯定不用指望了的。
虽然皇帝和魏忠贤现在手里都有了一些钱，但魏忠贤的钱是绝对不可能拿出来赈灾的。
皇帝倒是有可能，可韦宝刚刚给内帑供应的时间不长，几个月也就送给内帑二百来万两纹银吧，这些钱都拿出来赈灾也仅仅够一个省的范围，甚至像山东这种大省都不够。
更别提整个北直隶都遭了灾，要赈灾，肯定也得先紧着北直隶，毕竟是天子脚下。
而且皇帝也不可能一次把家底都拿出来，好不容易弄到点银子，还没有捂热乎呢，肯定是催促户部赈灾，户部哪儿有银子啊？能拿出几万两都不错，根本是杯水车薪。
明朝末期，朝廷财政亏空极为严重，造成这种局面的其实是多种因素综合导致的结果。
韦宝认为，明朝末期税制改革失败是主要原因，此外天灾人祸不断，土地兼并严重，特权阶级“合理避税”同样是导致这一局面的重要因素。
税制改革失败是主要原因，明朝由于实行重农抑商国策的原因，农业税的确成为了朝廷财政的支柱。
如到隆庆四年（1570年）左右，朝廷每年的财政收入约为3078万两，但其中的农业税却高达81，工商杂税只占到了12。
进入嘉靖末年，朝廷财政拮据的情况已经出现，此后朝廷虽然多次进行了税制改革，但又因各种原因先后三次被废。
张居正去世，税制改革一次失败。
万历初年，张居正主持改革，而税收方面的改革重点就是“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效果是明显的，朝廷财政收入明显增加，国库积银达六七百万两之多，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足够支用十年。
但这却触动了相当数量的官僚、缙绅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很自然地遭遇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对抗。
在张居正去世之后，张派开始遭受清算和打压，此次改革宣布失败。
万历皇帝去世，税制改革二次失败。
张居正的税收制度被废后，万历皇帝明显感觉到了国库的紧张，因此又开始通过向各地征收矿税的方式，增加国库收入，这部分收入主要用在了支持边镇用度方面。
不过虽然内库属于皇帝的私房钱，但其收支仍然受户部干预和管理，因此万历的这种做法被称为了所谓的“贪财”，而事实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大部分都是由内库支撑的。
在红丸案、移宫案之后，东林党开始在万历死后再次把持朝政，掌权后的他们立即废除了万历制定的税制，使得国库再次开始紧张。
魏忠贤去世，税制改革三次失败。
天启年间，由于辽东战事吃紧，空虚的国库根本无法应对巨大的支出，于是魏忠贤掌权后，开始再次着力推进税制改革，他的做法是加大工商税的征收，并派遣镇守太监对税收情况进行监督。
使得国库开始再度充足起来，但这却加剧了阉党和东林党的冲突。
至于辽东的战事，则是怎么省钱怎么来，再加上各层将领的盘剥，导致辽东缺饷越来越严重，最终激起兵变。
三次税收改革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其实都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朝廷用度紧张的问题，但最终都在代表士绅利益的文官，尤其是东林党人的抵制下已失败告终。
土地兼并严重，特权阶级会千方百计的避税。
既然朝廷以农业税为主，那么前中期的农业税都能够支撑朝廷用度，为何到了明末时期农业税却无法满足朝廷的支出了。
韦宝认为主要就出在了土地兼并严重和特权阶级合理避税两点上。
明末由于朝政的整体腐败，民间土地兼并情况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
皇室宗亲、各级官员与民争利，他们通过利用手中的权力或掌握的财富，大量侵占官地和民间私田，甚至连太监、勋戚也通过“乞请”和接受“投献”等方式霸占大片土地，导致全国大部分土地都落入了这些利益阶层手中。
然而就是这些掌握着全国大部分土地的利益阶层，他们却又拥有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