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韦宝说出一个时限，让在场众人的表情稍微松弛了一点点。
顾秉谦摇头道：“开海影响太大，只开月港一地，尚且对内地造成极大的冲击，若是按照爵爷设想的，连开十三处口岸，外人岂不是能在大明任何地方都进出自如了？到时候，粮食从外面买？布匹卖出去？哪里还有人种地？大家都跑去经商做买卖，岂不动了大明以农为本的国本了吗？”
听了顾秉谦的话，众人纷纷点头，其中也包括丁绍轼。
不管是东林党，还是阉党，还是中立派大臣，首先，这一桌人，有一个算一个，都是超级大地主，代表的都是大地主阶层在想问题，首先就会用地主阶级的思维去思考开海对大家造成的冲击和影响。
不用想都知道，肯定对他们是不利的。
韦宝早就想过这个问题，笑道：“土地获利少了，可以转而经商嘛。商业繁荣了，也不见得就动了以农为本的国本。”
“韦爵爷，此话不可信口开河，农业是我大明的根本，太祖开始就重视农业，农业要远重于商业，倘若没有农人劳作，光靠奸商买卖，能创造什么东西出来？大家都等着饿肚子吗？”黄立极一本正经的对韦宝道。
韦宝呵呵一笑，“重农抑商，这是官面上的话。自古以来，真要是不允许从商的话丝绸之路怎么来的，士族把控商场，也就是说家族里有人做官，当然做官的地位比较高，有人经商。举几个例子吧，唐代开始的丝绸之路肯定是鼓励贸易的，宋代海上丝绸之路一直很出名，我朝郑和七下西洋，胡椒的价格降低了快一百倍
。这些不都是对经济有益的吗？也没有影响农业劳作啊。”
“问题是我们不需要从外部买什么东西进来，我们大明都有，商业发展会影响朝廷治理。”黄立极道。
韦宝听了黄立极的话，觉得自己的想法恐怕有点天真，跟这些人真的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
大商人地位高、宋朝工商业的财政收入超过农业。
首先，大商人地位高与抑商不冲突，一是因为地主的影响力更大，二是因为国家在商业上看的是宏观问题，不是个人问题，商人整体力量大不大、大商人是否会形成某种领域的垄断，若是有垄断是否可以轻易根除。说历朝大商人都是勾结权贵呼风唤雨，这句话本身是错的，可能只适用于明清。
而另外，既然是勾结权贵那就说明自己不是权贵，各地的权贵都是地主，正是重农的体现。
其次，宋朝工商税超过农业税是错的，因为工商税里包含了盐铁茶酒这样官办企业的收入，还包括了均输的收入。
真正的商业税相当于关税，这是低于田赋的，况且北宋中期以后，大量土地被隐藏或者地主勾结寺院官员，因为寺院官员土地免税，他们可以合法避税。
因此神宗时期的田赋不高也有很大的因素是收税不利。
重农抑商也要分朝代，秦朝是重农抑商，从战国到秦朝灭亡，出了多少个个大商人？
文景之治一度零关税，这是典型的要重振工商业，口号上也没有提出抑商。
汉武帝时期，说要打击商人，那就是真的打击商人，收高额的财产税，鼓励百姓举报漏税，一经举报，十有八、九就是抄家。
宋朝是中国工商业最发达的朝代，根本没有这样的口号，反而强调不与民争利，这是保护私有财产的中国式说法。
明清的确是重农抑商的，要从宏观看，第一关税收入不高，第二是城镇化低得只有几个点，而汉唐宋在10～20之间。
原因是发展工商业最好的方式就是，政府多修路其他都不要管。
但是这么大的帝国，有很强的离心力，如果都不管，很容易分裂。
像中国历史上不太管的典型，周、汉文景、唐，三个朝代均出现了分裂势头，其中文景之后的七国之乱是被成功镇压了。
但是春秋与唐中期后的蕃镇割据则不可逆。
很巧的是，这三个中央政府不太管的时期均出现了工商业的盛世。
因此，宁愿政府管得紧一点，你就不要发展工商业了，于是形成了汉朝后期的大庄园经济，大家圈地修堡垒，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还有明清时期的小农经济。
他们要把帝国的命脉抓在自己手上。
重农抑商的产生是由当时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华夏古代一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农业是古代最具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农业生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兴衰和人民生计。
国家通过征收稳定的土地税保证财政收入，增强经济实力。
而工商业会导致劳动力从土地上脱离，这样也不便于统治管辖，不利于统治者认定的维护稳定。
因而也有一定的原因，经济的发展水平最终还是要看实体经济。
商业是必要的，但是要抑制投机过热，而交易性的是满足生产生活所需，如果没有商业那就只能回到原始社会，或者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
韦爵爷想开放十多个通商口岸，增加大明的海关税收，进一步把持大明商业。
并且想统管整个大明各地的水师，这样既能省下来很多军费，又能便于他介入大明的军事。
想法十分圆满，然而现实却非常的骨感。
韦宝自己也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