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卓凡自然知道她在想什么，微微一笑，说道：“我这么说，夫人大约有一点意外。⊙，”
隐约的愕然，已经从大浦庆面上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极温柔而纯净的笑容：“阿庆愚钝，求王爷开导。”
“方才夫人提到的‘冒烟走水’，”关卓凡说，“我觉得，这四个字，放在目下之幕府身上，倒是十分合适。”
沉默片刻，大浦庆低声说道：“是，王爷睿见，幕府的日子，不算好过。”
“长州的叛乱是打下去了，可是，大大小小的‘一揆’，似乎没有减少，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吧？”
“这……是。”
“一揆”，日语表示人民对领主的反抗，即“暴动、起义”之意。
大浦庆是何等样聪明之女子？她已经隐约知道轩郡王要说的是什么了。
长州乱平，迫在眉睫的危机解除，幕府上下兴高采烈，以为“天下从此大定”。但事实上，幕府只是暂时渡过难关，按下葫芦浮起瓢，第一个火头暂时熄灭了，第二个火头很快就烧了起来。
这“第一个火头”，是地方武士向幕府夺权；这“第二个火头”，则是来自于底层人民的反抗。
天保四年，即1833年，日本各地大饥，史称“天保饥馑”。饥荒持续至天保八年，即1837年，情况恶化，终于爆发了大盐平八郎领导的贫民暴动。
从那时开始，大大小小的“一揆”，此起彼伏。时至今日。隐然已有燎原之势。
这是我们熟悉不过的王朝末期的景况。而幕府的“开国”，相当程度上加重了这一局面。
生丝、棉花、茶叶等商品大量出口，导致国内物资短缺，物价因而上涨。这种物价上涨，具有强烈的传导性，最终致使并不出口的大米的价格也大幅上涨，从而对中下层人民的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日本国内银贵金贱，洋商便用国际比价低廉的白银在日本大肆套购黄金。使日本各藩藩库的黄金储备迅速告磬。为挽救财政危机，各藩只好降低新铸的货币的含金量，或者滥发“藩札”——相当于纸钞，造成严重的货币贬值。
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互相作用，使通货膨胀愈来愈严重。
农民、普通市民、下级武士，都陷入了急剧的贫困化。
第二次长州征伐的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幕府和参战各藩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为支付军费就不得不增加赋税，人民的生活愈加困苦。
第二次长州期征伐间，大和国宇陀郡、安艺国佐伯郡、赞歧国多度郡、隐歧国原田郡等地，接连爆发农民暴动；大阪、兵库。也发生了城市贫民的骚乱。
就在关卓凡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江户内城、参加和樱天皇的登基典礼的时候，江户发生了要求“平抑物价、救济穷民”的“请愿”事件。只不过幕府拼命捂着，没让彼时的关贝子亲眼见到而已。
日本会发生类似太平天国那种大规模的“一揆”吗？
不能排除这个可能，届时，不但武士阶层会参与，寺庙宗教势力也很有可能介入。
倒幕势力会趁机再次发难，甚至夺取“农民运动的领导权”，“窃取革命胜利果实”。
日本乱一乱，关卓凡并不反对，不过，这个乱，是有讲究的，最好的状态是“不死不活”，一直病恹恹地吊着口气，老老实实地，做中国工业化的原材料供应地，并提供部分原始积累。
为此，关卓凡必须做到以下两点：
其一，不能允许日本“由乱而治”。
“大治”常常出现在“大乱”之后，大规模的战乱，会彻底清洗掉老旧的政治势力，为新鲜血液腾出足够的空间。
关卓凡绝不能允许日本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新统治者，不能允许自己冒日本摆脱控制、自行其是的风险——他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再也找不到比幕府更合适的统治日本的人选了；对于他本人来说，也找不到比幕府更合适的“代理人”了。
只要“幕藩体制”得以维持，日本就不算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更遑论迈入近现代国家的门槛了。
同时，“幕藩体制”的虚弱，使幕府永远也离不开关卓凡和中国的支持，摆不脱对关卓凡和中国的依赖。
日本，就只好乖乖地做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了。
所以，日本只宜“小乱”，不宜“大乱”。
所以，关卓凡不能做刺激日本国内阶级矛盾大爆发的事情。
其二，关卓凡不能引火烧身，损害自己在日本的利益。
“若真像竹内奉行说的，”关卓凡说，“小民‘穷极无聊’了，他们第一个要找麻烦的，只怕还不是官府，而是……‘庆记’。”
大浦庆微微一震，眼中波光一闪，随即垂下眼皮，低声说道：“是。”
“夫人也晓得，幕府就那点子本事，真出了什么大乱子，怕是难以护得‘庆记’之周全的。”
“这……确实如此。”
“还有，到时候，‘庆记’所被之祸，只怕不止于缫丝厂，茶业也会受到波及的——我晓得，有一班头脑不清不楚之人，对日本的茶业出口，早就啧有烦言了。”
大浦庆悚然心惊。
这就是上文提到的：生丝、棉花、茶叶等商品大量出口，导致国内物资短缺，物价因而上涨。这种物价的上涨具有强烈的传导性，最终导致并不出口的大米的价格也大幅上涨，从而对中下层人民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
“缫丝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