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
翁明理——嗯,也就是那个被顾驰勉为其难称作“翁叔”的家伙——第二天到了生产队,就想兜售他那套“捏得越久越值钱”的理论。
无奈,其他队员并没有他这种多年与国家斗争的经验和眼光,对他的说法不屑一顾。
今年,是“生产队”这种组织形态大规模存在的最后一年。因为“社队企业”就是在今年改名叫“乡镇企业”的,各地的生产队,也会陆续按步骤改名叫“小组”,只不过改名的工作量比较大,上面给的期限是年底之前陆续改完,留了点过渡的缓冲期。
以后再发的户口簿身份证上,写的就都是“某某村某某组”了。
具体的对应关系,大致是公社相当于乡,大队相当于村,队相当于小组。
有支书的最低一级是大队,也就是村。而队/组里就只有正副队长,没有枢机了。当然会计、出纳这些基层工作人员还是有的,不过这些不算干部,也没有级别。
为了推销自己的理念,翁明理优先找了生产队的队长。
“吴队长,我看昨儿个村口贴的征地勘察通知不靠谱嘛。我特地找人问了一下,听说还要建无尘车间,工人进出都很麻烦,这摆明了是要搞自动化的,解决不了村里多少人就业。
而且我看了通知上,那厂子也用不了整个村的地皮,最多占一个组搞成园区和宿舍,其他还是要等市里未来规划的。不如咱捏着再等两年,说不定以后更值钱。”
然而,吴队长还没说话呢,旁边的生产队出纳、一个中年妇女就怼了他:“姓翁的你算什么东西?你又不是本村土生土长的村民!十几年前犯错误插过来的、还要分队里的地,你还好意思指手画脚!”
人口密集的省份,农村本来就是人多地少,所以当年对于插队的知青来混饭吃就已经有些意见了,对于那些故意犯错误丢掉工人身份、惩罚性成为农民的,那就更没好眼色了。因此这些年来,本地土生土长的淳朴农民,也是挺看不起翁明理这种人的。
大伙儿也知道,当初他就是为了抗拒去三线,故意犯错误被开除、骗取农民身份的。这年头大部分淳朴农民思想觉悟很高,自然要鄙夷这种行径。
当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翁明理在队里属于比较有钱刁钻的能人,淳朴的村民嫉妒他,那也是有的——今年国家彻底放开了乡镇企业的管制,可以地方上自由发展,只要集体本身说了算就好,所以其实乡镇企业是84年国内路子最野、最有活力的一类经济体之一,仅次于个体户。
打个比方,国企也好、城市里的全民办集体也好,如今发奖金、搞激励还是比较收敛的,不好推崇狼性,也不好唯业绩论。可是在很多批了乡镇企业外皮的企业里,就不存在这些顾虑了。
比如鲁爷的万向集团,如今就还只是个乡镇企业性质的承包企业,人家的销售激励就非常有体系。
在其他国企、全民办集体的销售部门还跟采购部门统合在一起、叫“供销科”、坐在办公室里等订单从天上掉下来的时代。万向的销售部门已经独立出来了,跟采购划清界限,然后跑市场的激励非常丰富,提成制度也都敢实施,销售员一个个打了鸡血一样。
翁明理这个村子,今年也顺势搞了个村办企业。
在吴越之地,农民也是脑子比较活的,所以自留地肯定不会拿来种粮食,连自家吃的蔬菜也很少种,大多喜欢根据市场行情种经济作物,看什么卖得贵种什么,宁可菜不够吃再花钱买——
这也没什么稀奇,明朝的时候吴越农村就这么干了,人家不讲究“自己吃的一定要自己种”,只讲究种贵的卖出去、要吃啥再花钱买,商品经济自古很发达。无非是计划经济几十年,反而比古代保守了。
翁明理所在的这个村办企业,是做炒货坚果加工的,核桃香榧笋干什么的都做,偶尔也炒茶叶,算是专业比较对口了,把本村村民自留地产出的的副产品深加工一下,好卖得更贵一些、同时也便于储存远销。
而翁明理因为本来就是脑袋系在裤腰带上、犯惯了错误虱多不痒的人,颇有几分混不吝的胆子。所以村里的炒货厂一开张,他就去应聘了跑业务的,本市临市各地供销社乱跑、给人递烟递酒拉业务关系打开销路,赚了村企不少销售提成。
至于分配给他家承包的地、要上缴的粮食份额,当然是再花钱雇个邻居来种了。
这样的人当然是被其他老实巴交的村民嫉妒在心了,觉得他就是个刁钻之徒,当年就不响应国家号召,钻了15年的空子还不消停。
今天来挑唆吴队长,肯定又是想拿队里的利益为他个人谋好处、把大伙儿当枪使了。
翁明理讨了个没趣,幸亏他脸皮厚,依然变着法儿劝说:“吴队长,我这可是为了大家好!”
吴队长也听了副队长和会计、出纳的劝说,对翁明理冷冷地说:“你省省吧,谁不知道你是拿着跑业务的提成拿爽了,不在乎外资企业进厂招工的名额——
队里其他乡亲们可在乎。我昨天晚上接到刘支书上门亲口跟我说,说外国人的厂工资可高,基本工资进去就一百多块,干得绩效好的话,一个月全部到手两三百都有可能,你小子要是敢挡大家的路,小心被人收拾!”
吴队长这个内幕消息一说,其他在场的队里干部、工作人员眼珠子都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