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际遇，是很多人一生都难得的机会。刘台对张居正自然是感恩戴德，但在他担任监察御史期间却出了一桩事，改变了一切：当时的辽东总兵李成梁在对蒙古的战斗中取得了一次大捷。
李成梁也是张居正信任的边臣，而刘台不知道是太高兴，还是邀功心切，抢先把这件事上奏了朝廷。但是按照制度，奏捷本应该是总兵和巡抚联名上奏，刘台身为巡按，并不管奏捷这档子事，他该管的是这份奏捷文书中的一些具体功劳到底是真是假。
当然，奏捷邀功，虽然不是大事，但按例属于“不谨”。这个不谨是可轻可重的，按说以张居正当时的权力，当然可以照顾一下门生，轻轻松松把这事压下来，但他大概想敲打一下这个弟子，就请旨予以申斥。
没想到这下刘台不干了，他愤懑难平，在万历四年上了一道奏章，做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直接撕破脸皮，公然弹劾自己的老师张居正。
在这份奏章里，刘台列举了老师的七大罪状：一是驱逐高拱示威，又遗书市德，使朝廷无礼于旧臣；二是违反祖制，赠成国公朱希忠以王爵；三是任用张四维、张瀚等亲信；四是威福自用，目无朝廷，朝臣畏居正者甚于畏陛下；五是利用考成法，挟制六部；六是摧折言官，仇视正直之士；七是以权谋私，夺辽王府地，为子弟谋乡试，在江陵造豪宅，接受武臣贿赂。
后世有俗话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克，所以这七条罪状，真是件件戳到了张居正的痛处。而且由于刘台的特殊身份，更增加了这次弹劾罪状的可信度。
刘台在奏折中甚至指出，张居正“辅政未几，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宫室舆马姬妾，奉御同于王者，又何由致之？”这种隐指张居正有不臣之心的诛心之语，可见必欲置张居正于死地而后快。
按理说，我不过稍稍敲打你一下，几乎就属于是“口头批评”，又没怎么着你，你犯得着这么一副此仇不共戴天的模样吗？(注：说实话此事我也不太理解，不知道有没有可以深挖的东西，但我没找到更多的证据证明刘台在此之前和老师张居正还有其他的仇怨。)
事发之后，张居正当然震怒不已，最令他愤怒的是“二百年来无门生劾师长者(张居正原话)”，大明开国二百年，从未出现的学生弹劾老师的事情，居然落到自己头上。所以他当庭向万历皇帝提出辞呈，“计惟一去谢之”。
张首辅当时感情激动，当场伏地大哭，以至于万历帝亲自下御座搀扶他，再三慰留。张居正才勉强答应，但是依然杜门不出、不理朝政。
朱翊钧一看事情不可了结，立即派司礼太监孙隆带着自己的手谕亲自押解刘台回京，把他下诏狱，廷杖一百，并充军流放。
张居正此时表面上做足文章，上疏为刘台求救，求皇帝把他废为庶民。但是背地里，却对他深恨不已。有人看出张首辅的真实心思，暗地里又罗织罪名，诬告刘台，终于把他流放广西，连他父亲和弟弟都不能幸免。
然而这事并不算完，张居正此举非但没有震慑住反对者，反而在自己的门生中引起轩然大波。就在刘台弹劾他的第二年，张居正因为父亲病逝，按例应当丁忧守孝三年，但他恋栈不去，便使人上疏奏请，让皇帝以夺情的名义挽留自己。
很多反对派都以此事上疏弹劾张居正，首先发难的人正好是他的门生——吴中行和赵用贤。他们与刘台一样，同是隆庆五年的进士，二人相隔一天，先后弹劾自己的老师。
张居正连续后院失火，勃然大怒，对两个学生施以廷杖，吴中行当场几乎被打死，被人用布拖出长安门，赵用贤则被打得腿肉溃烂，“肉溃落如掌”。
不过廷杖这东西很有意思，大明朝的官员尤其喜欢被打廷杖——此事之后，两人成为正直的典范，“直声震天下”，博取了极高的声望。张居正却对他们恨之入骨，直到万历九年，还指示对自己两位学生“特殊照顾”：永不叙用。
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更戏剧性的是，刘台与他在同一天死在流放地。张居正死后，很快遭到弹劾，万历皇帝下诏查抄张家。他所任用的官员或被革职，或遭杀身之祸，吴中行和赵用贤却先后被平反，为这段曲折的师徒关系画上一个句号。
这些事在当前高务实的这个世界没能发生，某种程度上少了一些精彩，不过反倒为张居正保留了更多的颜面——由于高拱因为闻听他的死讯而突然离世，后来朱翊钧经不住高务实的再三劝导，给张居正恢复了官职，并赐祭。
这也是张居正的儿子们反而感谢高务实的原因，昨晚张诚说他们不仅不敢找高务实报仇，反而仰高务实鼻息而为官，也是起源于此。
那么，高务实既然拥有这样的优势，为何依然不愿意掀桌子，干脆和许国也彻底闹翻，甚至“统一”实学派呢？刚才说张居正师生反目的缘由就在这里：高拱等三位首辅留下的门生虽然正常情况不得不与高务实站在一条战线，但如果出现严重的分歧，他们也是有可能如刘台弹劾张居正一般，与高务实决裂的。
人不是npc，没有固定的目标死走到底，一旦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