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孟宇作为任职十几年的司礼监掌印大太监，亲高务实是可以的，但归根结底他还是皇帝的亲信，否则哪里坐得稳位置？
因为是亲信，黄孟宇一进乾清宫西暖阁，坐在御案前一边端着铜爵一边看书的朱翊钧便瞥了他一眼，主动开口问道：“如何，弹章如雪吧？”
黄孟宇满脸堆笑：“一切都瞒不过皇爷的法眼，真个是弹章如雪——还是腊月里的那种。”
朱翊钧被他说的话逗得忍不住哈哈一笑，道：“无妨，瑞雪兆丰年，雪大一些也未必一定是坏事。”
说着，朱翊钧已经放下酒杯，把一卷书册也随手扔回了桌上，朝黄孟宇招了招手，同时又问道：“都是怎么说的来着？是骂求真欲行苛政，还是骂他与民争利？亦或者……骂他要效牛李之争？”
黄孟宇捧着奏疏和票拟一边上前，一边微微喘息着回答：“这些都有，还有一些皇爷没提到的说法呢。”
这话似乎略微出乎朱翊钧的意料之外，他诧异着，眼珠一转，问道：“哦？还有什么呀？”
黄孟宇把奏疏小心翼翼往御案上放，同时答道：“有二十七道奏疏弹劾大司农谤君。”
朱翊钧愕然一怔，微微皱起眉头，思索着反问道：“谤君？哪有谤君？他们这话是怎么说的？”
黄孟宇作为司礼监掌印，这些奏疏自然是已经看过的，不过他却不肯回答，反而苦笑道：“奴婢虽然看了，但……也有些难以理解，要不皇爷还是亲自过目吧，奴婢实在不敢妄言。”
黄孟宇这话也有些门道。他堂堂司礼监掌印，看了弹章居然“有些难以理解”，言下之意自然是说这些弹章中的说法完全是无理取闹。而所谓“不敢妄言”，只不过是因为他作为宦官，在皇帝没有定义之前不好胡乱置评罢了。
既守了规矩，又打了埋伏，提前给了皇帝一个心理暗示，让他先入为主的怀疑起这些弹章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黄孟宇虽然读书不算多，但这些手段可也不差，否则岂能在司礼监掌印这种树大招风的位置上一干十几年？
皇帝的眉头果然皱得更深了，不在言语，伸手取过一本奏疏便看了起来。
这道奏疏是申时行的，不算弹章，而是议论，也就是申时行“就事论事”反对高务实《取用疏》的那一篇。
这里有个小门道值得提一句：任何奏疏从司礼监送到皇帝手里的时候，都不是按照奏疏的进呈时间顺序来排列的，而是由司礼监决定这些奏疏的顺序，谁摆在第一个，谁摆在第二个，以此类推。
可别小看了这一点似乎可有可无的权力，其实这“一点”权力的威力那是一点也不小，有些时候甚至能产生巨大的影响。
做个假设，今日的奏疏有一件喜事、一件坏事，上奏喜事的官员不为司礼监掌印所喜，反而上奏坏事的官员与掌印公公关系甚佳。那么，掌印大太监就可以操弄一下，把喜事奏疏放在前头，坏事奏疏放在后头。
如此一来，皇帝先看了喜事，心情高兴，接着再看坏事，就会觉得这坏事也没那么坏了，会在自己心里暗示自己不要为此扫兴。这样一来，上奏坏事的官员就借了上奏喜事那位官员的光，把自身的危险化解掉了——至少是化解了最危险的那一级，如原先可能丢官的大错，或许最后皇帝就只罚了他半年俸禄等等。
反之也是一样，这两位官员里头，上奏喜事的是掌印大太监的“朋友”，而上奏坏事的官员与掌印大太监关系不睦，如此掌印太监便可以把坏事放在前头，把喜事放在后头。
这么做效果就截然不同了：皇帝在这一天里拿到的第一份奏疏就是坏事，大为扫兴，搞不好一怒之下就是严惩。紧接着拿到喜事奏疏，由怒转喜，自然大大夸奖，认为这位官员办事得力，当然要重赏。
为何官场上一贯讲究“领导身边的人要当领导看”，道理就在这里了。只需要一点微不足道的小动作，我要照顾你，就可以让你扶摇直上九万里；我要处理你，就可以让你疑似银河落九天。
四两拨千斤啊！
黄孟宇今天的奏疏排序虽然没有这么直接，但也是有讲究的。
首辅的奏疏摆在头一位，皇帝看了肯定不会有任何生疑，所以朱翊钧显得很平静。
申时行的奏疏虽然在抨击高务实这一方面并不厉害，既没有说他欲行苛政，也不曾质疑他要与民争利，当然更不会骂他要效牛李之争，但申时行却非常严谨而又严肃地质疑了《取用疏》里提到的办法是不是具备可行性。
按照申时行的说法，高务实这套办法至少需要“增补官吏近千”。于是，不仅官吏缺口巨大，而且还会导致严重地冗官现象，增加朝廷负担不说，还可能导致“理财官左右敌视，库管官相视如仇”。
不仅如此，一旦这两类官吏出现互相勾结的情况，那么这样的增设就更显得毫无意义而且弊端百出。
申时行还提出假设，即朝廷既然全面开征商税，那么这些官员经手的钱粮物资都可能大增，在这样的巨大利益诱惑之下，难保没有“道德不坚者”同流合污的现象出现，这就更是加剧了民间的负担，“此必仁君所不能忍也”。
除此之外，申时行还非常有针对性的对很多细节提出了质疑，朱翊钧一条一款地逐个看完，眉头紧锁。黄孟宇在旁边虽然看似平静，其实手心都汗湿了，连大气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