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产生的社会作用，不仅是给宣化、大同一带长期的和平环境，还出现了持续不断的人口回流——过去蒙古兵经常南下袭击，当地人都往外地跑，现在明蒙议和，不必再有兵祸之忧，边关马市的开放，又提供了做生意的机会，大家都往这里跑。
但是由此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即土默特拥有和大明进行任何贸易的权力，包括用马匹、牛羊等物换取他们想要的任何品类商品。
土默特现在几乎已经是大明的铁杆小弟，他们可以买卖大明的产品，这是毫无问题的，也是高务实之前就一直坚持的。可是，土默特与察哈尔之间关系虽然紧张，可毕竟同根同源，双方的“大汗”还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所以对峙归对峙，要想断绝联系其实并不可能。
尤其是商贸方面的联系，更不是说断就能断的，哪怕把汉那吉下令，也必然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何况蒙古人之间要联系比大明还方便，他们之间的边境又没有多少明确分界，某些部落、将领之间悄悄交易，把汉那吉根本查都没法查清。
这种事不仅现在有，甚至在原历史还导致了所谓“晋商卖国”的说法。
当时建州女真在辽东崛起，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六年起兵反明之后，也很重视联络漠南蒙古各部。而皇太极继承汗位后，更通过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对蒙古采取了更积极的策略。
为了打压建州女真，大明曾拉拢和扶植海西女真如叶赫部。但在万历四十七年，在经历了萨尔浒战败，开原、铁岭失陷，叶赫被攻灭等一系列挫败之后，大明开始转为扶植漠南蒙古察哈尔部。
察哈尔是大元皇帝、蒙古大汗亲领的汗帐。早年大明与土默特达成和议，但没有和察哈尔达成类似的封贡条款，然而彼时面对咄咄逼人之势的后金，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盟友”的原则，大明开始主动封赏察哈尔。
察哈尔林丹汗也颇有野心，试图在漠南蒙古诸部重新确立他的大汗地位。而积极经略漠南蒙古的后金，自然与试图在漠南蒙古当中确立自己地位的察哈尔林丹汗随即发生直接军事冲突。
1626年的二、三月间，听说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下刚被袁崇焕击退的消息，察哈尔林丹汗唆使内喀尔喀五部联兵侵扰后金。
然而努尔哈赤虽然在宁远城下碰了袁崇焕这根钉子，但其实这件事的意义主要是袁崇焕吹嘘出来的，努尔哈赤并没有受到多大损失，军力依然旺盛，因此立即对内喀尔喀发动反击，同时采取分化瓦解手段。
这场战事非常顺利，内喀尔喀原本游牧在辽西到赤峰的西拉木伦河一点，他们被后金击溃逃散后，后金与察哈尔之间就没有缓冲地带，直接相邻了。
1627年，为拉拢敖汉、奈曼部，后金与察哈尔再度发生冲突。外强中干的林丹汗为了避开后金兵峰威胁，在这年做出一个举动——西迁。
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的连锁效果就在这时出现了——后金在辽东崛起，文攻武略，向西南征服或拉拢漠南蒙古，与察哈尔部兴兵向抗；察哈尔不敌，只好也向西迁走，压迫原本在宣化和晋北边塞外的喀喇沁和土默特。
1627~1628年初，西迁的察哈尔，与土默特-喀喇沁联军，在张家口外、归化城等地多次交战。原本强大的土默特此时已经明显腐化，联军逐渐不敌。1628年二月，喀喇沁塔布囊紧急派遣使者向后金求助，希望缔结共同对抗察哈尔的同盟，请求天聪汗皇太极发兵。后金得到了再次发动西征战役的机会。
1628年九月、1629年十月和1632年五月，后金发动三次针对察哈尔的西征。最终在1632年五月的这一次，抵达土默特部归化城(呼和浩特)。
后金来到归化城，还获得一个意外的收获：得到了利用土默特部的名义，与大明展开马市贸易的机会。
当年六月中旬和下旬，皇太极自归化城南下，分别向大同得胜堡和宣化张家口明朝守军致书，要求索取原先明朝给予察哈尔部的岁赏银，并按照过去与土默特的例子，开放边市贸易。
同时，他在边墙外陈兵宣威，做出一副整兵备战、即将攻城，“要么和谈，要么开打”的样子，对这两地明军进行威慑。
1632年是崇祯五年，大同和张家口的明朝守将，肯定早就知道明清两军在辽东和辽西一带常年的战事，但他们没有料到清军这么快来到土默特蒙古，出现在遥远的晋北和张北地区。在严重缺乏防御应对措施的情况下，大同和张家口两地明军很快都选择向清军妥协。
“六月十四，得胜堡明军遣使十六人至营贡献，牛两只，羊八只，绸缎四匹，茶叶一百八，白糖三十九包，冰糖九包……”，而清军“回赠来人各羊一只”；“六月二十八，宣府守将遣使议和”。
于是，在张家口明军守将私下与清军达成议和的局面后，明军守将纵容当地商人与清军进行马市贸易。张家口当地百姓和商人，自然是以山西人为主。明末的“晋商”就是如此和清军发生了联系。
冒用他部名义，与大明展开马市贸易和封贡来往，一贯叫作“挟贡”、“挟赏”，这种现象在当时蒙古、女真各部里都很常见。比如说当察哈尔部与大明关系紧张时，明朝对他关闭马市。察哈尔就长期冒用内喀尔喀巴林、乌齐叶特两部的名义，到广宁挟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