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永乐朝时黎大彪子犯了忌讳，想那朝贡体系是天朝上国的外交纲领，你杀了安南王一家子去冒充也就算了，居然还没事犯边？于是朱棣派张大将军去抽脸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总而言之，朱元璋的这些“不征之国”设定，既和当时的时局有关，也和中国历来坚持执行的朝贡体系外交原则有关，还和彼时朱元璋对这些小国的认识有关——直观点说就是利益有限。
这些不征之国，大多数都是囊括在朝贡体系之内的，是明朝维系所谓的天朝地位之体现。至于这些设定限制了明朝的外交和扩张……朱元璋的考虑和高务实显然不同，对于他来说，征服越南能获得什么？甚至后来郑和下西洋征服沿途那些土著，在皇帝眼里他能获得什么？椰子？苏木？香料？还是长颈鹿？
以当时绝大多数人的眼光来看，这些东西没一样是必需品，而考虑到征途之遥远，将来维护这些地盘代价之高昂，那多半是个亏本买卖，打他们还不如不打。
南方那些小国已经大半被京华给实际笑纳了，暂时不必说它们。只说日本，其实它已经脱离了朱元璋当时眼中“食之无味”的境地。光是那巨量的白银产出，就是高务实现在进行货币改革所不得不重视，甚至必不可少的。
因为不征之国的限制，高务实不可能主动出兵日本，必须等丰臣秀吉出兵朝鲜。然而原历史上大明打完朝鲜一战，不仅把辽东李家军主力打残了，也把国库和内帑都打空了。
这两大问题导致朝廷不得不借重李成梁的威望而让他二度镇辽，而皇帝则派出高淮在辽东横征暴敛弥补内帑亏空，最终辽困愈发不可收拾，努尔哈赤趁势坐大。
高务实目前对努尔哈赤的压制还算不错，当然他主要是需要努尔哈赤的军事威胁来确保叶赫、哈达等部对大明的效忠，所以他也不便将努尔哈赤提前弄死，现在只好玩平衡。
努尔哈赤现在还不能死，其实就意味着朝战时不能把辽东打残打疲，让他失去压制，快速统一女真各部。这就要求大明中枢有足够的财力支撑朝战，而且最好不要一打六年，要尽量速战速决。
归总起来就一句话，要有钱，要有足够的运力支撑境外作战。只有这样，届时才能集中大军直接把日军推下海去。
罗远在来日本之前，高务实是亲自向他面授机宜过的，之后便授予了他相当不小的权限，其中包括军火交易的权限。
不过高务实给他的权限不是允许他交易什么，而是告诉他哪些不能交易。高务实最开始的原话是“我之重器，不可授人”。
然而罗远是头一次担负方面重任，生怕理解上有所偏差，于是追问“何为重器”。高务实回答道：“警备军所配属之器械中最强、最新的那些便是重器。”这下罗远算是放心了。
按照高务实的这一交待，罗远认为丰臣家提出的军购整体可行——因为他们要的最大战舰也不到武装运输舰的大小，而舰上武备当然也就等而下之，至少不可能装载一号炮。
一号炮是当前京华系警备军和大明境内各支武装家丁所装备的最大火炮，一般用于关键地区的棱堡防卫，主要在南疆。
当然，将来更多的可能会装在战舰上——纯军舰系才会装载，武装运输舰是不装的，因为火炮甲板的承重力不够，齐射时可能把甲板镇坏。由于纯军舰目前数量有限，所以一号炮的“生产线”一直不多，产能也比较有限。
二号炮在罗远看来，已经不在高务实的禁售范畴之中了，是可以卖给丰臣家的——实际上丰臣家本来就从海贸同盟中某些勋贵手里搞到了一些，实际上禁不禁恐怕差别也不大。
于是罗远详细问了一下丰臣秀长，后者表示他们要的新式大福船应该搭载二十门巨型大筒(二号炮)，但罗远根据他本人的专业眼光告诉丰臣秀长，以新式大福船的体量不可能装载超过十八门火炮，否则一来有开炮则甲板碎裂之虞，二来恐怕也会影响航速及适航性，绝对是得不偿失的。
丰臣秀长一开始以为罗远只是敝帚自珍，不希望日本获得更多的火炮，仔细一问才发现罗远说得头头是道，很多说法他根本没听懂——但是“不明觉厉”，因此最后采纳了罗远的意见，将大福船的载炮量定为十八门，其中二号炮六门，三号炮十二门。
新式小福船其实也不小，比日本国内的寻常关船都大一号，最后确定为装载两门二号炮和十门三号炮。
接下来就该谈价格了。
罗远虽然不是造船厂的人，但他此前一路从京华的寻常技术雇员混到纯军舰“左翼轻骑兵”号的舰长，对于船只成本价和出厂价那是了如指掌。因此他首先报价：新式大福船单艘售价六万两库平银，新式小福船单艘售价四万两库平银。
丰臣秀长听得吓了一跳，问罗远怎么这么贵？罗远道：“毕竟是定制的，京华还得专门重新设计并组成新的生产体系才能建造，这价格自然就贵了一些。”
好一个贵了“一些”，武装运输舰比新式大福船大了三成左右，载炮二十八门，其中八门二号炮，但是单舰售价也不过五万五千两。比它明显小了一圈的新式大福船，他居然报价六万两，而只有武装运输舰五分之二大小的新式小福船，他居然报价四万两，这都不是宰人了，这是杀猪啊！
丰臣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