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深层思想的影响下，高务实的收权、扩权之举当然会迎来反对之声，这一点早在他的预料之中。当然，高务实本身并不是想要继续扩大皇权——哪怕现阶段看来是这样，但归根结底他的目标可不是这个。只不过……现在和别人说这个毫无意义，一切还要看他将来的手段。
没有人会把“限制皇权”挂在嘴上，所有文官在论及相关事务时都会拿百姓当做幌子，正如此时徐学谟的质疑：“天下黎庶供养百官，若这官员无休止地增设，难道不是在渔猎百姓？”
面对这个疑问，高务实拿出他一贯的观点来反驳，道：“此前亦有许多人反对开海，如今开海近二十载，朝廷每年可从海外获利二百万两库平银不止，试问开海可曾残虐百姓？”
他见徐学谟张口欲辩，先摆手制止，继续道：“本部堂曾一再论述，天下之财富绝非一成不变的，实如种地一般，多种则多收。故我朝廷所当为者，是想方设法让百姓‘多种、优种’，籍此提高总的产量，而非因循守旧，死抱着原有的那点家当算来算去。
假使我家去年产粮万斤，今年雇工百人新修了水利，合理灌溉之后下田变中田，中田变上田，于是收了两万斤之多，试问大宗伯——我这雇工所费，能算是败家之举么？”
徐学谟皱眉道：“大司徒此言看似合理，但凡事未必有这般顺利。例如那水利修与不修未必能影响如此大的产量，而‘雇工百人’之所费也恐怕需要许多年才能回本，更别说水利一事并非一劳永逸，极可能还要长期维护才能确保使用，如此则成本更高。
况且，大司徒以此做比者，乃是此次为驿站改革所新设之官员，而驿站所赚之钱财并非出自海外，乃是出自我大明本国，即出自天下百姓之钱囊也。因此，无论大司徒如何粉饰，总改不了朝廷从百姓口袋里掏钱这一事实，对么？”
高务实淡淡一笑，道：“大宗伯礼法或称熟稔，但看来并不太关心理财。本部堂此前那道《取用疏》，不知大宗伯是否看过？那道疏文全称叫做《税者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疏》，其中不仅有义利之辨的论述，亦有‘为何征税’之论。
在此疏之中，本部堂便曾说过：‘其为税者，既非朝廷所有，亦非陛下所有，此财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君上代天牧民，臣等襄佐君上。
税用于君者，只为使君上切实牧民，不受用度掣肘；税用于臣等，只为使臣等切实佐君，不受吃穿所迫。粒米半黍，一针一线，皆为牧民养民之所用，言何苛政？’
如今为驿站改革设些新官，看似朝廷需花些银子，但原本朝廷每年需在驿站之上花费多少？虽则这些钱原是地方所花，但地方之银难道便是凭空得来的么？归根结底，这笔钱原先也是出自百姓之钱囊。”
徐学谟摇头道：“既然改来改去都是百姓花钱，那还改什么呢？”
“大宗伯谬矣。”高务实连连摆手，道：“原先朝廷养着驿站，驿站所费是地方从百姓手中征得，但驿站不为百姓服务，朝廷徒费钱粮却未能使百姓获得便利。
如今革新之后，驿站对民间开放服务，虽然要收取一定费用，但任何百姓都能自行决定是否使用驿站。这也就意味着，如果百姓认为通过驿站邮传信件或运送货物并不划算，他们自然不会使用。
反之，既然使用，则必然是因为物有所值，双方皆大欢喜。此所谓双赢也，大宗伯何言‘还改什么’？”
徐学谟一时语塞，想不出如何回答，只好沉默下来。
刑部尚书舒化此时正在抱恙，精神不济，加上此事与他刑部关系不大，因此直到此时也没有要议论的意思。而工部尚书石星却忍不住道：“大司徒此前以水利设施使田地增产而举例，但此时所议之事却与增产何干？如寄信也好，运货也罢，与生产毫无关系，则在天下言，天才之财未变，而百姓之财却为朝廷所赚，岂不仍是与民争利？”
高务实对石星这个从实学派跳槽去心学派的工部尚书观感不佳，闻言淡淡地道：“据闻大司空近来督陵(负责帝陵工程)？想必大司空当知，陵工之中部分石料乃产自江南太湖一带。若按以往之惯例，此事应由户部行文于苏州府或常州府，命此二府贡石材于天寿山。
此二府所距虽远，因忠天子事，故当自行挑选合用之石，遣人千里北运，所费如何皆不足论也。然去年户部收了财权，今年闻之此事，便不曾按此旧制执行，而是出资委托南京户部(注：因为南直隶直属于南京六部管辖)于太湖二府购入石料，以最为廉价之海运托送抵达天津，再雇生产建设兵团代为运抵天寿山。
后来户部算了算，光是运送这批石料，今年所费便比以往历代先帝时皆便宜许多。就其均价而言，约莫只有以往四成左右，省下了两万三千余两银子。由此可见，合适的运输体系虽然不见得增产，但足以减耗。
大司空，所谓财政一道，无非开源与节流，开源固然有利，那节流难道就不算有利了？”
石星此人自出仕以来，先在行人司，后在六科获罪贬为民，起复之后不久改尚宝司，转大理寺，又转南京太仆寺，升左佥都御史、左府都御史协理院事，再升兵部左侍郎，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