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卫所的驻地固定，军士数额固定，将官设置亦有定例。总之，卫所制下权力分散，兵将分离。但景泰以后，兵部权力上升，兵部尚书总督军务，夺五府之权，五府官变动虚衔。
兵属营，由什长、队长、哨官、把总、守备、都司、游击、参将、副总兵、总兵统属，直属兵部。兵一般不世袭，但由卫所军转为兵者例外。兵无户籍的规定，兵服役期限不长，一般不终身服役，多战时创设，事毕汰兵撤营，但在重要的军事防御卫则常川戍守。营兵不随家属，更接近现代兵制。
营伍官无品级，有者则是卫所制下的官品，无定员，不世袭。营兵与营将相习，战时不需要朝廷任命，直接由总副参游统带出征。将权相对提高后，兵可由将自行召募，召者与被召者关系密切，甚至在主将发生变故时，兵即散去。
军与兵在饷给形式及数量上也不相同。军饷由屯田解决，屯田废坏后，补以盐课及民运，后亦部分取给于京运年例。而兵之粮饷全数取足于京运年例银，或加派之新饷。数额也不相同，兵有安家、马价、衣装、器械等银，月粮也较丰厚，而军只有月粮，战时或出征时才有行粮。
军与兵在使用上也不相同。兵渐渐取代了军的作用，兵主战，军主守、主屯。“兵御敌而军坐守，兵重军轻，军借卫于兵，壮军乃复充兵”。
当然，兵并没有彻底取代军的地位，卫所制一直伴随大明直到灭亡。鞑清初年改卫所军为屯丁，部分保留了漕军的职能，卫所作为一个军事组织才彻底消失，而卫所作为一个地理单位而行政管辖机构取消的时间则更晚。
明营兵制与卫所制官职常有同用之情况。一般(不很严格)地说，总兵、副总兵由公侯伯等勋臣及都督等官充任，参将、游击多由都指挥使等官充任，守备、把总则由卫指挥及千、百户充任。
讲明了这些，“佥事”这个一般作为“军”制度下主管武将副官之副官的地位就比较明确了。换句话说，它是一个卫所的“三把手”——当然实际上未必排行老三，因为一般的卫设一名指挥使，两名指挥同知，四名指挥佥事。
由于大明武将品级一般较高，所以卫指挥使为正三品，指挥同知为从三品，指挥佥事为正四品。
王爵在大明的体系下一般称之为“超品”，虽然不准确，但地位一目了然，是非常高的，王世子等而降之一级。
卫指挥佥事区区一个正四品，在地位极高的王世子面前，按道理讲就是几乎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额尔德木图这样回怼，布塔施里当然不服，但不服也只能憋着——就算他母亲钟金哈屯，也绝不敢直接对大明朝的制度表达什么不满，遑论是他？
布塔施里现在对额尔德木图开始高看一眼了，他发现额尔德木图至少非常懂得“仗势欺人”，而偏偏他仗的是大明的势，自己还真惹不起，只好故意面带嘲讽地冷笑一声，闭口不言。
额尔德木图见他老实下来，这才下达了命令：既然布塔施里指挥佥事英勇无畏，那就由他率领本部作为后军，为全军殿后，剩余各部加速朝大宁城疾进。
布塔施里暗骂这厮果然得理不饶人，利用自己的“武勇”。不过他却不知道，额尔德木图其实只有小部分是故意坑他，实际上主要是看穿了布日哈图的用意，知道布日哈图至少在天亮之前不大可能会主动发起战斗，而当布塔施里被放在后军殿后之后，布日哈图就更不会这样做了。
道理很简单，布日哈图要的是削弱把汉那吉嫡系力量，尽力让土默特“两巨头”的硬实力变得越来越接近。在恰台吉离世之后，已经没有人能充当双方之间的润滑剂与和平保证人，除非大明持续保持介入，否则两强之间多半会出现冲突——他夫妇二人起了利益冲突，察哈尔也就有了机会。
果不其然，额尔德木图的决定被执行之后，察哈尔大军越发显得没有攻击意图，连“跟随”都变成了“远远跟着”，似乎反而担心作为殿后部队的布塔施里一时冲动，反过来找他们决战似的。
额尔德木图加速行军本意是虽然一夜走不到大宁，但在天亮之前能走多少是多少，离大宁越近总是越安全，没准明早再战的时候大宁城的守军发现了情况能主动出来帮一把手呢？有希望总比没希望强。
而布日哈图并不改变计划，仍然只是这样远远跟着，则是因为他觉得一来土默特人不可能在天亮之前赶到大宁；二来大宁城虽然城防坚固，但驻军必以坚守这一塞外要害为己任，不大可能那么在乎土默特人的死活；三来此刻是在夜里，明军甚至未必搞得清城外的情况，怎么敢胡乱出兵？要是城外本就是个圈套，明军出城发现交战双方都是他们的敌人，两相夹攻之下明军全军覆没，这守将吃罪得起么？
因此，在布日哈图看来，今晚不必担心明军。
布日哈图的预料既可以说没错，也可以说错了。事实上，城中的明军已经得知了今天下午爆发在青城附近的战斗，对于战斗结果也有大致了解，战斗之后的走向也有正确预估，但不幸的是，他们的确不敢出城救援土默特人。
守军守军，首要的任务是守住自己城池，如果这个基本任务失败，其他功劳再大怕是也难以挽救自己的脑袋啊，尤其是在大宁城地位如此重要的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