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赌的就是一件事：努尔哈赤现在还没掌握“焯晒法”。大明之前在将建州一分为二之后就断了建州左卫的马市贸易，努尔哈赤手里的人参卖不掉，又没有“焯晒法”保存人参，过期只能烂掉，自然损失惨重。
他虽然靠着远征长白山三部的成功——呃，成功了一半(被叶赫等部破坏了，未尽全功)，补充了一点实力，但长此以往显然还是承受不住，因此只能接受大明的要求。
最终双方约定，一旦大明在辽东及辽东周边地区有军事行动，建州左卫需按照大明出兵的总数的一成派兵随征，不过随征人数最高不超过五千。
这个很好理解，意思就是说大明如果出兵一万，努尔哈赤就必须派兵一千；大明出兵五万，努尔哈赤就必须派兵五千；不过再高就没用了，哪怕大明出兵五十万，努尔哈赤还是出兵五千——因为努尔哈赤说了，他建州左卫一共也就这么多兵，总不能连老弱妇孺都拉过去凑数。
不过努尔哈赤虽然答应下来，却也还有条件，这个主要条件在于经济层面。他表示建州左卫如今所辖之地极其偏僻，实在是穷得叮当响，所以万一朝廷真的需要他出兵，他自己只能支撑一千人马的人吃马嚼，多余的随征兵马就需要朝廷提供军粮了。
别看这事听起来好像挺合理，但其实并不太符合大明朝廷征调的习惯。众所周知，连西南土司们出兵随征都是自备干粮的，朝廷基本上是不负责后勤问题的。
比方说当年江西剿贼调动了至少数万广西狼兵，但朝廷提供给他们的粮草也是要算钱的，道理就是土司随征需要自行准备兵甲军粮，朝廷只是看在他们实在携带不便，才准他们以钱换粮——实际上土司们也没钱，大多数是靠打仗赚赏银，再拿赏银买军粮这种方法应付。
总之一句话，西南土司相比女真人来说肯定更加“自己人”，他们都没捞到“吃皇粮”的待遇，你区区一个建州左卫居然想例外？
不过掌握天下财权的高司徒大手一挥，当场就答应了下来，表示如果真有那一天，朝廷“必不饿死尔部一人”，努尔哈赤获悉是高务实亲口答应，这才表示接受。
实际上高务实在这里玩了个话术，他只说“必不饿死尔部一人”，可没说清楚会给什么吃，也没说会让他们吃几成饱。甚至高务实还有个非常“恶毒”的计划，一旦建州左卫将来随征的兵马高达四五千，出征的地方又离建州左卫老营较远……那如果操作得法，没准仅靠军粮就能把人牢牢抓在手里了。
当然，这些都只是先留个后门，到时候是不是真能利用得上还不好说，但有这后门总比没有好，不是么？
第二件事则是发生在西南方向，刘綎被兵部以“镇守缅甸有功”为由升任镇守四川总兵官，驻地叙州。
这里要解释一下，有明一代的四川总兵很多时候驻地都不在成都府，也不在重庆府，而是在南边的叙州。虽然很少有资料详细说明原因，但其实并不难揣测：成都防卫的重点在于西面，但西面一直比较老实，防卫压力不大，而且大明在川西专门设置了“四川行都指挥使司”，有点类似于辽东副总兵，专司这一片区的防务，总兵一般不来插手分管；
重庆府以东有两个较大的土司，分别是石砫宣慰司和酉阳宣慰司，这两个土司不仅老实，而且非常听话，还特别能打。其中石砫宣慰司最著名——大名鼎鼎的白杆兵秦良玉部就是这家。因为这个原因，重庆方面也没什么压力，无须总兵官驻守，因此只设了一个“分巡上川东道管重庆兼制播州副使”。
这里出现了一个重要地名播州，这个播州就很关键了——播州之乱就是出在这儿。播州在重庆以南，名义上由重庆的这位副使管辖。然而播州是个实力既强又不怎么老实的地方，因此光靠重庆未必看得住，于是在播州以西就需要强大的威压存在。
这个威压就是四川总兵官，他的职责除了泛泛而论的全川，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压制东边的播州以及南边的几个土司，如镇雄府、乌蒙军民府、乌撒军民府、东川军民府等等。另外，播州方向还有个遵义军民府，虽然上层设置了流官，但底层还是一大堆小土司、土目，有时候也不是很靠得住。
总之，四川总兵驻扎在川东南方向的叙州，主要职责区也是在四川的东面、南面，甚至要越境威慑贵州。这也是为何当年九丝蛮、都掌蛮造反明明地处贵州，偏偏却是四川巡抚建议启用刘显为总兵出兵剿灭的缘故——此时的贵州以土司力量为主，因此一旦出了事就只好让四川出兵摆平。
高务实之前就已经在考虑让刘綎去四川了，而这一次毫无疑问，把刘綎赶紧调过去是因为明年要对察哈尔动兵。原历史上杨应龙发动播州之乱是趁大明援朝作战的空子，眼下援朝之战尚未发生，但即将和蒙古人决战，谁知道杨应龙会不会抽风？自然要先把刘綎安排到位，以免到时候出了事，又要手忙脚乱一番。
其实早前高务实曾经有一个冲动，很想提前把杨应龙给处理了，然而这事筹划了一番之后发现实在不太好办。对于一个“正统”而言，无罪而诛这种事是非常犯忌讳的，会大大降低这个朝廷的威信，被人归为暴君的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