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如此，以至于景泰八年代宗朱祁钰病重，正月壬午，石亨和曹吉祥、徐有贞迎接上皇朱祁镇恢复了帝位，宣谕朝臣以后，虽然立即把于谦和大学士王文逮捕入狱，但后来还发生了一点小故事。
石亨和曹吉祥、徐有贞等人先诬陷于谦等人制造不轨言论，又和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策划迎接册立襄王。石亨等拿定这个说法，唆使科道官上奏。
都御史萧维祯审判定罪，坐以谋反，判处死刑。王文忍受不了这种诬陷，急于争辩，于谦笑着说，这是石亨他们的意思罢了，分辩有什么用处。
奏疏上呈后，英宗想起自己能回来也多亏了于谦力主迎接，不免有些犹豫，说：“于谦是有功劳的(谦实有功)。”徐有贞连忙进言道，不杀于谦，复辟这件事就成了出师无名。
事关皇权，英宗也顾不得良心谴责了。正月二十三日，于谦被押往崇文门外，就在这座他曾拼死保卫的城池前，得到了他最后的结局——斩决。
事实上，于谦被抓这件事本身就很有意思，因为彼时于谦手里仍实际掌握京师大部分兵权，如果他真要反抗，这政变能否成功都很难说。
但无论如何，于谦这一死给大明朝留下某种“政治遗产”式的政治思维，即大明的文官无论看起来拥有多大的权力，在皇帝面前也不会反抗，或者没有反抗的能力。后来的皇帝们之所以越来越敢于向文官放权，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掺杂其中。
那么，既然大明朝上上下下都不会觉得高务实能有“功高震主”的可能性，立下灭元大功之后的高务实岂不就可以算得上无懈可击了？到那个时候，高务实自身无懈可击，那他一旦打击异己，心学派靠什么抵抗？
这就好像两个人决斗，其中一人金刚不坏，他无论是神功精绝还是乱打一气，最终死的都只能是他的对手。这还斗什么斗，不如早早认命拉倒。
申时行愿不愿意认命拉倒或许还不好说，毕竟他这人和徐阶很像，没准能忍辱负重等待时机，但以王锡爵的性格来看，他是肯定不会认命的，一定会选择斗到底。
以眼下这般局面，高务实离“金刚不坏”看来已经只差这场胜利了，王锡爵难道真的会傻傻等到他获胜再去反抗？肯定不会，王锡爵要行动必然会选择在高务实获得这场胜利之前就行动——他之前刚刚起复回京就用“正国本”先声夺人，足见其喜欢掌握主动。
当初如此，如今必然也会如此。
不过，他如果要出手，会选择从何处着手呢？高务实不禁陷入了思索。
在这场战争中拖后腿？这似乎很难，毕竟高务实为了确保此战胜利，囤积了足够多的物资，后勤补给线也交给了自己人，王锡爵在这里应该很难上下其手。
至于军事指挥层面，高务实以蒙元经略身份拿着大明朝迄今为止权力最大的一把尚方剑，兵部又是实学派的地盘，似乎也不存在被人插手的可能。
指挥体系不会乱，后勤补给有保障，王锡爵在这两个最重要的方面都不具备干涉的能力，也就谈不上拖后腿了才对。
且慢，李如松到底还是心学派的人，难道……不对，李如松不是李成梁，他考虑政治问题比李成梁简单得多，让他放弃立下如此大功的机会来和自己捣乱，他肯定不会干。而以李如松的脾气，如果王锡爵真要强迫他，没准这位爷直接反出心学派也说不定，以王锡爵的智慧不会连这点都看不出来。
内部没有破绽，难道是外部？高务实心中一突，自己把自己吓了一跳，但又觉得不可能——王锡爵再怎么说也是朝廷阁臣，同时他也没在边镇干过，不应该也不可能联系上图们，搞出惊世骇俗的通敌操作。
高务实冥思苦想，依旧不得其解，暗道：这就奇了怪了，各个方面都不可能，王锡爵还有什么办法好想？总不可能扎个小纸人，打算在家咒死我吧？
王锡爵当然不会干这种毫无意义的事，别看他在苏州时似乎也相信了自己女儿“得道成仙”，但那其实只是为了掩饰女儿精神异常而故意为之。想他王阁老堂堂一个心学派的当世大儒，“子不语怪力乱神”的道理难道还要别人教？
事实上，王锡爵虽然不出意外地正在想方设法让高务实不能赢得这次战争，但他此时面临的阻力却很大，以至于他能做的事情也着实不多。
这里头还有个相对比较异常的情况：申时行虽然也认为高务实一旦此战获胜，将对心学派带来极其巨大的挑战，但他却不同意王锡爵想法子让高务实战败，他只同意让高务实“难获其胜”。
战败和“难获其胜”当然是有区别的，调动六十万大军却战败，那通常意味着官军遭到了巨大的损失。申时行虽然是心学派当前的党魁，但他毕竟也做了好些年的首辅了，他的良知不允许自己做出这种卖国之举。
不过“难获其胜”就不同了，比如说高务实那边尚未取胜，便因为某些意外只能撤军返回，这也不失为一种“难获其胜”。所以申时行目前的要求很明确：想办法让高务实无法顺利完成此战，但不允许心学派内部以任何方式故意让高务实战败——无论这做法是否能达成，总之申时行不同意这样操弄。
这无疑给王锡爵的行动造成了很大的限制，让他只能把目光投向高务实的“大后方”，也就是大明国内。他必须想方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