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现在，范梅兰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一样一定要按约割掉安东尼奥的一磅肉，印常青只得心里叫苦，除了感叹自己成了老婆的打工仔，哪里敢申辩法律顾问费的事？甚至连范梅兰究竟要这么大一笔钱干什么？他也不敢问。
这时候，印常青才意识到，除了拿钱，在范梅兰这里根本没有什么理可讲。夫妻之间，本来就没有理可讲，这一点，印常青当然再清楚不过。这一仗的结果，印常青全线溃退，落落大败，而且平生第一次开口向朋友借了二百万凑足三百万交给范梅兰，才平息了一场家庭风波。
就在印常青感叹红颜祸水，把责任推到老婆和二奶两个女人身上，为钱发愁的时候，同样为钱发愁的新凤服装厂的厂长张建军就像智取生辰纲里头时迁向晁天王说一套宝贵的来了。
张建军小时候家里穷，但人聪明，是调皮鬼，孩子王。老师教他搬着指头数一二三四五时，他回答得最响亮：“老师，我有五个手指头！”但老师教他数到十时，他捣蛋了：“老师，我有十一个手指头。”老师敲了他一麻拐：“你数给我看，你不是六指，怎么会有十一个？”这麻拐，手指弯曲，成拐，敲在头上发麻，是以乡下谓之麻拐。张建军挨了麻拐，憋着不哭，还是坚持说是十一个。老师过来，他的手还插在裤衩里，两只手紧握着那个小鸟鸟。此事后来成为张建军圈内的一个经典笑料，只是一般人不敢笑。
稍长，其实也就是初中毕业，张建军不读书了，因为他感觉到读书不挣钱，读书满足不了他对金钱的需求。他开始整天捉青蛙，挖黄鳝，从泥土里掘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凑了几十块钱开始摆地摊，卖服装。有了钱张建军很快成了他那帮不读书的发小的中心人物，而本来就不爱读书的发小宋可以和万福自然聚在张建军的旗下，两人推牛高马大有张建军为头，臂膀上纹上豹纹，自称“飞豹帮”。从此张建军白天做正规生意，晚上就成了张街村一个混世魔王，摆场子成了家常便饭，“飞豹帮”不断收小弟，渐成气候。
因为养小弟要钱，所以不久之后，张建军的地摊变成了门面，再几年，张建军不做服装零售，搞起了批发。但过不多久，张建军发现搞批发不如制造服装来钱。正好那时候有一家叫做蓝田服装厂的乡办企业已经要死不活。对于是否赌一把盘下这个厂？他当时很犹豫。他的担心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因为别人已经办垮了的厂子，自己接手有没有钱赚？他没有把握。第二，对于盘厂，他什么都不懂，一不懂相关手续该如何办，二不知道这中间水的深浅，怕赔钱。
但张建军毕竟是个聪明人，不会轻易放手一个机会。他一深入，结果就把握住了这一次难得的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机会。
对于盘下厂子后生意上能否赚钱，这是他自己的判断。虽然张建军是乡下长大，但乡下的套路他清楚，小时候在家里种田，一个生产队的搞季双抢，从七月搞到赶八一，天天起早贪黑，还要出早工打夜工。分田到户，同样是那么多田，一季双抢不过十来天就搞完了，谁也不再赶什么八一。企业在公家手上，要死不活，负债累累是正常，但到了私人手上，效益也许真的就不一样。公与私，这中间的道理就这么简单，人人鼻子朝下生，眼睛往上翻，想到人们为此争吵了数千年，张建军感到好笑，所以，他敢赌这一把。
对于盘厂本身是亏还是会赚？张建军虽然不懂，但印常青的出现，及时地帮他解决了疑难。
张建军当时盘下这个厂时，相关法律手续就是委托印常青办的。在盘厂的过程中，张建军听了印常青的指点，经过一番鉴定拍卖法律程序上的运作，花钱不多，结果尝到的甜头不小。张建军从此对印常青恭敬不暇，奉为军师，凡有机密，都请印常青参与策划，利益共享。印常青自然成了张建军的常年法律顾问，一年有一年的法律顾问费，遇到案子那又是纸笔正算。
因为张建军常常将“人人鼻子朝下生，眼睛往上翻”作为一个口头禅挂在嘴上，所以有一次印常青忍笑不住，也作过一番解读。印常青调侃张建军说：“你虽然没有读多少书，但说话还很有文墨。这个‘鼻’，《说文》曰‘自’，是有鼻祖之说。据医学家研究，人在娘胎里最先长的是鼻子，这是鼻祖说的渊源。人人鼻子下有一勾，只是深浅不同，这勾里的一个字就是私，最早的私是没有偏旁的。与私对应的叫公，背私而公，是个会意字。人的眼睛总是望着高处，盯着别人的好东东。这山望见那山高，老婆总是别人的好。眼睛总爱犯病，简称眼红。这鼻勾眼红原来就是人的本性和通病。”
张建军听了印常青这番解读，大笑不止，反笑印常青说：“看来印律师之所以法学了得，原来是因为有文学的功底作支撑。”
印常青笑道：“其实法学上我也是半路出家，不过是仗了一点文字的功底，遇到法律问题，就从逻辑上那么去推的。”
但印常青越是谦虚，张建军因此也越推崇印常青。当然，张建军之所以推崇印常青，除了印常青的法学水平和能耐，印常青丰富的人脉资源更是他所看重的。
张建军盘下了这个厂后改名新凤服装厂，一年运转下来，果然是赌了一个双赢的局面，狠赚了一把，渐渐在临港的地面上混成了一个有头有脸人物，成了一个不断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