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刘两人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张百龄主动上门纳税？这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这人虽然有钱，但是整个江宁都出了名的悭吝。他在户部有关系，并不太在意县衙门的权威，自己又有把铁算盘，把帐目算得精到。
不管是商税正课，还是丁役根本派不到他头上。早早捐了个内阁中书头衔，就是为了不交税。自己大概有五年没有见过他给衙门交过一文钱的税，现在主动上门纳税，这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范进摇着头，表示着自己收税不是要钱，不能随便乱收。交也要交个道理，收也要收个明白，不能被人误会。张百龄连忙道：“老父母您放心吧，草民在家里不知算过几次了。草民名下五个绸缎庄，还有那些织机，都应该按上户纳税。这些银子加一起，怎么也够了甲等。银两已经让下人运来的，请您安排人点收就是。只是小女那边……”
“好说，本官最近准备开一个女塾，教授县内闺秀刺绣女红，诗词文章。两位千金若是在家中烦闷，可来女塾读书，一群年龄相仿的女子在一起，可以谈天解闷，想来就可以开解胸怀。再者，魏国公府六小姐也会到女塾中就读，两位小姐若是与六小姐交上朋友，还可以到大功坊那边去玩。不但上元县内保她们平安无事，就是到了江宁县，也很安全了。”
“六小姐？这可是好事，不知女塾一月要多少束修，小人愿意先交一年。”
“这女塾是本官为县里百姓谋的福利，不会收一文钱。就是现在还在找地方。”
“小人在城里有几处产业，地方够大，也够安静。只要老父母认为合适，三天之内就能腾空。老父母高风亮节，小人也要有些表示，这产业县衙门随便用，小人保证分文不收。”
冯邦宁之前在江宁横行霸道，已经是闹得地方不安。好在他之前还懂得搜罗情报，不对体面人家女子动手。这些士绅们虽然讨厌其行为，但是倒不至于太过害怕。但是从昨天他对杨家的女眷动手的事来看，其侵害目标已经开始转向商人，这就让城里商贾不能不担心。
这些人虽然头上往往也有个官衔，或是捐了个监生，但只是为了逃避税收用的手段，在体制里根本就不能被算做官员。冯邦宁可以给他们面子，也可以不给，都没毛病。如果铁了心对这些人家女眷下手，他们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是以范进的及时出现，算是天降甘霖，救了这些人的命。像张百龄这种家有爱女的，自然要花钱买个平安。
即使没有女儿的，也有儿媳妇。这同样要考虑个安全问题，冯邦宁行事生冷不忌，成了亲的妇人也被他坏了好几个，并不安全。张百龄还不曾走，就又有几个城内商贾、大户纷纷上门，要做的事都是一样：交税。
后世人谈起明朝这个时代的税收，往往指责商贾逃税，却忽略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商人交税后，是否能获得对等的服务。明朝本来实行的是低税重赋役制度，把服役视为人的义务。而随着时代发展，原有的服役制度已经推行不下去，渐渐改为折银，但是思路上并没有跟进。认为商人交的税银都是活该，只想着索取，没想着为商人服务，依旧把对方视为肥羊，也就导致两下的关系渐渐成为敌对。
明朝当下的奢靡之风，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商人带动起来。而商人之所以一方面逃避税款，一方面又挥金似土，大肆挥霍的原因，也与朝廷对商贾近似掠夺的处置方式有关。
弘治年间，珠宝商人冯谦，王通，李祥，王智，夏线儿以莫须有罪名下狱籍没家产，而在另一条时空线里，万历年间的富翁姚辇因为没有子嗣，死后诸侄争产诉于官，最后朝廷下了命令将姚家全部家产充公……天启年间吴金薄借款两百万于朝廷，朝廷不但不归还欠款反把吴下监。
最惨的则是天启年间盐商吴养春，以五十万白银助军饷，结果因为出钱太多，被朝廷认为是肥猪，不但不嘉奖，反把其父子三人关押在监牢里迫害致死，其妻妾亲族皆被追缴产业，以至于家破人亡。
正因为有这些例子，商人们才变得不爱存钱，反正钱存下来，也不能保证儿孙靠着父祖积蓄安渡一生，还不如在自己这辈就花掉，总好过便宜朝廷。由这些人带动的奢靡风，反过来又影响了天下，导致明朝奢靡之风越来越严重。
固然万历朝眼下还没到这么丧心病狂的地步，但是对于商人的态度也是不保护不鼓励，尤其没有保护私人财产概念。商人们交了税不但得不到官方的保护或鼓励，反倒有可能因为纳税而被当成肥羊，成为胥吏衙役盘剥的对象。是以纳税积极性不高，对于朝廷也缺乏信任及认同感，也就是情理中事。
范进提出的按纳税额度进行不同程度保护的政策，对于这些商人来说，就是最大的善政。他们未必相信官府的节操，但是大多愿意相信范进。毕竟之前牛痘的事，这些人都算是受益人，打冯邦宁的事，也是他们亲身经历。这样的人，总归是比普通官僚可信一些。
这也是范进放上元县的一个优势，有深厚群众基础，尤其是在士绅这个阶层里，他有着足够好的人缘。如果是像邹元标那样放到贵州某个汉夷杂居之地，他纵然有通天手段，也难以发挥出多少作用。
一上午的光景，商贾来来往往，上元境内数得着的大户，来了七成有余。大家不但主动完税，而且全都抢着去当甲等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