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起于隋唐,完善于大宋。大宋科举有四个特点。
其一是糊名制度的确立,就是把考生所填写的姓名、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资料信息全部密封,使主考官和阅卷官无法得知每张卷子是谁的。
其二是考试时间的最终确立。唐朝每年一考,国家动用的财力、物力、人力可想而知。宋朝自英宗时期的治平二年(1065),定为三年一大比。
其三是文风的转变。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他一向厌恶无病呻吟的程式化文章,当他取得了绝对话语权时,将延续了百年的程文考卷全部黜落,所取文章,都是言之有物论之成理的“古文”。
其四是考试内容和科目的转变。宋朝前期的拿手绝活儿还是诗、赋、论,前两项更是绝活儿中的绝活儿,那是要按照韵书去写的,一旦出韵,再好的文章也是零分。考试内容的改变是王安石变法的后果之一。他:今后的考试只考经义,不必再考诗、赋。理由是:一个人从小写诗作赋,熟知音韵,对圣人之言却知之甚少,一旦当了官儿,怎么可能懂得治国理民?由此开始,后世科举不再考诗、赋而专考经义。
这么多年的操作之后,大宋的科举已经非常成熟,吴潜作为名义上的科举考试总负责人,实际上不管什么具体事务。年轻的赵太尉通过制度表达了他对于大宋士人的态度之后,吴潜的心情就很不好。就在他愁眉苦脸之时,随从突然跑进来说道:“扬州府文知州来了。”
吴潜眼睛一亮,连忙让人将文天祥请进来。文天祥并不怎么喜欢吴潜,不过吴潜能八十岁还前去福州投奔朝廷,让文天祥非常欣赏老头子。老头子请文天祥到京城来一趟,他也就答应了。进来之后见礼,吴潜便开始讲述。听完赵太尉最近行为,文天祥沉默了。
在福州,赵太尉已经对叛臣做出了定性,不教而杀谓之虐,文官武将定然知道忠于祖国的概念,杀叛臣不属于不教而诛。赵太尉这位赵家人对于不对大宋尽忠的士人有强烈的厌恶,正在通过制度收拾这帮人,文天祥觉得能理解,却还是觉得若刘整没被逼反就好了。
“文知州,若是我们落到叛臣手中,他们会放过我们么?叛臣当然该杀,没什么好饶过的。收买人心是市恩,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大家投奔朝廷难倒不是为了自己之利么?就算是文知州这样以天下为己任之人,也是为了实现抱负,而不是单纯的跑来效忠官家。”
这话要是放到明清,是要杀头的。放在大宋,文天祥听完之后也忍不住微微点头。这么一讲,文天祥觉得道理也已经理顺。赵嘉仁可以对叛臣进行毫不留情的杀戮,却不能因为叛臣而惩罚全天下的士人。
“那吴太师要我做什么?”文天祥问道。
“想请文知州写篇文章议论此事。惩罚人需有道理,能因士人当了叛臣而杀他们,能因士人在大宋危急之时置之不理而不用他们,但是不能因为这些而株连迁怒士人。秦桧是奸臣,可秦桧的曾孙考上进士之后为国捐躯。难倒因为秦桧之奸就去否定他曾孙之忠么?”吴潜把自己的想法给讲述出来。
听了吴潜的论述,文天祥问道:“吴太师所论甚正。不过为何太师不自己写?”
吴潜叹道:“我老了,竭尽全力才能把话说囫囵。根本没办法写成文章。文知州乃是状元,文才天下有名。此文当然是文知州写的才能让大家信服。”
俗话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能被前辈如此高评价,文天祥心中得意。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在文章上是极有信心的,哪怕明知道吴潜肯定有些算计,却也忍不住跃跃欲试。
吴潜见文天祥的表情,心里面就放心许多。赵太尉一直是做流官,很少到临安,虽然有名声,但是在临安并无人脉。也就是说,京城的那些官员并没什么赵嘉仁的故旧。吴潜和一些京官们商议,确定在大宋的京官里面贾似道与赵嘉仁私交最好。除此之外,赵嘉仁可能关系最好的就是文天祥。想说服赵嘉仁,就只能指望文天祥出来说话。
文天祥不愧是状元,道理明白,核心清楚。心中情绪也有,很快就围绕不要株连无辜为核心,洋洋洒洒的写了一篇文章出来。吴潜看了文章之后,连连点头称赞。大宋科举要求言之有物论之成理的“古文”。当年文天祥在科举之时以法天不息为题议论策对,试卷以古代的事情作为借鉴,被认为忠心肝胆好似铁石。
此文也是如此,以古代事情为例。讲述了父子若是同时在朝,皆为叛臣之事比较常见。然而父为叛臣,子弟之后考上进士,之后也为叛臣的事情在历史上极为罕见。所以叛臣株连已经为官的亲属,可以理解。株连未曾犯罪的子弟,甚至迁怒士人就未必合理。肯做官的定然知道忠君的道理,见到家里人因走错了路而身败名裂,毁了前程,他们的子孙更多的是引以为戒。所以朝廷当恩威并施。
写完文章,文天祥也觉得自己尽了责任。他不认为赵太尉应该报复过甚,他同样认为赵太尉乃是值得尽忠之人。此次回临安,前来拜访吴潜完全是顺道。写文章也是文天祥自己心有所感。他回到临安的真正的任务是准备到松江府出任知府。
写完了文章,文天祥就前往政事堂去见赵嘉仁。本以为能够比较快见到赵嘉仁,没想到竟然等了好久才见到赵嘉仁。而且赵嘉仁一反平常的从容,罕见的脸色难看,看他那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