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以伪币收兑原流通领域里的货币；采取各个击破手法，阻击原有货币流通；人为地提高伪币价值，贬低原有货币价值；用伪币强行购买物资，处处控制市场；以汇票方式大量向我抗日民主根据地汇入伪币，企图扼杀解放区金融。
同时，日伪还用高压政策，搜刮沦陷区法币，在上海等地套取法币的外汇。
日伪利用汉奸先后在沪建立了华兴商业银行和中央储备银行，两行均以法币大量吸收外汇，致使中国经济遭受惨重损失。
国民*政f府为了推行战时财政经济政策，进行了币制改革，宣布以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以后又增加农民银行）所发行的不兑换纸币为法币，在全国流通。
这种货币，在华东、华中、华北都占有主导地位，使日伪推行金融渗透遭到了强有力的阻击。
日伪迫于法币的价值和信誉，不得不改变策略，放弃对华东、华中法币的驱逐，转而利用法币，以伪币与法币等值流通为钓饵，侵蚀法币市场，扩大伪币阵地。
针对此种情况，国民*政府又采取措施，阻止日伪搜刮法币和套取外汇。
之后公布的《财政部关于办理外汇清核办法》，使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停止供售外汇，日伪妄图使法币变成“废纸”的梦想彻底破产。
现代化的战争一爆发，便很少是在单一层面，多数是在全方位展开。日本侵略者占领华北后，立刻推行“联合票”，搜刮取缔国民政fu的法币。
同时，日本人开始大量伪造纸币，输往国府区，榨取战略物资，制造国统区的通货膨胀。
为此，在其本土设立了造假币科研机构，在沦陷区设立了造假币的印刷厂，由日军参谋部直接指挥，其代号叫“杉工作”，即研究制定假币的印刷技术和流通措施。
面对日伪大量抛假币，国民*政f府断然采取“以假对假”策略。
为了扰乱日伪统治下的财政金融，下令军统局与欧美钞票公司合作，建立伪造日本钞票的造币厂。
当时，日军在其霸占的统治区内，流通着各种面值的日本钞票，每当日军发行一种的纸币时，就由军统组织人员日夜赶印，然后源源不断地偷运到汪伪控制的沦陷区使用。
这些钞票与沦陷区所流通的钞票一模一样，连日本制币专家也难以鉴别。
因此，假币轻而易举地购买了大量黄金、棉纱、布匹等物品，破坏了日军独霸的金融市场，加剧了日伪统治区内的通货膨胀。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日本侵略军推行“以战养战”的经济政策，在没有外汇和金银等贵重金属储备的情况下，用刺刀和炸弹在占领区内强行发行伪政府货币。
这种几乎没有价值的“钞票”被购买或套取中国大量物资与财富。运到日本本土或直接调拨给各支侵略军作为对华战争的给养，用中国的物资来消灭中国。
可是，令侵华日军颇感无奈的是：在华南、华中沦陷区和广大农村地区仍以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为主要流通货币。
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中地区，法币仍有较强的实力。广大沦陷区中国人坚决抵制伪币！
而此前日军在这些地区强制使用的军票，也因为既无准备金又无物资储备作为支持，更遭到抵制。这些都给日军在上述地区进行物资的掠夺，带来了极大的阻碍。
但日本人不死心。他们指使汪伪建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强行发行“中储券”，再次发起了金融战。
而日军赋予“中储券”的使命仍然是：进一步用白纸套取中国资源，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
他们把“中储券”和日本军方发行的“军票”保持捆绑关系，利用侵略者刺刀的强势任意确立它对重庆国民政府法币的汇率。
日本人的最终目的就是对法币的流通渠道进行侵蚀，企图最终驱逐法币，取代它在货币市场的主导地位。
伪“中央储备银行”的总部设在南京，发行货币称为“中储券”。
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中储券”，20是给汪伪政府用的，80是给日本侵略军用的。
这个货币谋略就是在这个地方：一旦信用积累起来，日本侵略军需要多少物资，社会就要提供给他们多少物资。
由于上海在全国的金融地位，汪伪政府又在上海成立上海分行。地址就设在外滩十五号，也就是原来俄国人的华俄道胜银行旧址。
此前，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大银行的总部因八一三战败而撤离上海。
但是国民*政府深知：由于上海经济地位的重要性，他们在上海金融势力在的存亡，仍然关系着其政治和军事命脉。
因此，重庆抗日政府继续通过留守在租界内的四大银行分行控制上海的金融市场，保持法币在沦陷区的地位。
伪中央储备银行的建立和“中储券”的出笼，以及日本掠夺性的意图，对于国民*政府的货币金融地位造成极大的威胁。
为此，重庆国民*政府迅速作出反应，着手布署与阻击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的建立及中储券的发行。
为此，在上海滩，国民政府与汪伪集团围绕着法币与“中储券”的存亡展开了一场金融战。
在这场特殊的战争中，双方动用了政治、经济和法律的手段，直至发展到使用各自手下的特工组织，大打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