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儒林传》“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这就说明，在高祖、孝惠、吕后、文帝之时，上至公卿。下至地方的普通官员，大部分都曾经拥有军功。国家各级政权掌握在大小军功地主手中。据几年前推算，汉初约有60万将士因踢爵而获得田宅，军爵的受益面可达300万人，约占当时人口的20。总体来说，秦汉虽然推行军功爵制度，但其制度在逐渐轻滥，其一是军爵与民爵的问题不断冲突，比如文景二帝曾先后无条件地普遍“赐民爵一级”及“赐民为父后者爵一级”凡十次，再有就是实行了输粟买爵制和徙边赐爵制。如此种种，军爵渐轻不为百姓所重，自武帝时，军爵已经不为人所重……”
提及汉时旧事时，徐枋的话如奏稿一般立论有根有据。
“于秦汉时，虽有军爵者，可往往是重将轻卒，爵位泛滥，世人皆爵，自然不为人所重。”
就事论事，徐枋说的是实话，甚至于到后来，即便是反对封赏军士的人之所以不反对，无非也就是因为历史的经验。
“今上自兴乾元年起，大封兵士，虽没有推行军功赏爵，但是兴乾元年后却给大批裁撤的“军吏卒”封勋臣、赐勋士，并且通过的封赏土地，扶植一大批地方士绅。如兴乾元年陛下就曾规定：凡曾参与郑王北伐的兵士皆封“勋士”，赏田百亩，对于自江阴起追随且没有过错而又未获得勋章的“兵卒”，皆赐赏“一等勋士”，赐田两百亩，“赐爵各一级”，对于参与北伐的兵卒，赐赏“二等勋士”，赐田一百五十亩，至于张煌言等部以及义军在永历十七年前从军者，皆凡获得“三等勋士”，赏田百亩。即便是兴乾前从军者虽没有封士，但却也得到50亩功田。这就使全国不下百万兵卒人人皆取得了“食邑”或给予田宅等经济利益，成为有免役特权的新士绅……”
对于这种大规模的封赏，最初的朝廷自然很不满意，但是因为天下初定，地阔人稀，这种封赏实际上并不耗费什么成本，只是一块荒地而已，相比于安置退役军人的费用，赏赐田地反而是最廉价的一种安置。
而在另一方面，最终大家不反对的正是因为知道在历史上，秦汉军功赏爵轻滥之后，不为人所重的历史，所以他们才乐意看到勋士泛滥。只有勋士泛滥成灾了，才会变得越发不值钱，才会不人所重视。
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都已经打好了如意算盘，在这次西征之后，还会上奏折请求陛下大封有勋兵士，让勋士进一步泛滥，不过，现在除了当年从龙旧卒之外，想成为勋士却需要严格的军功。至于普通的士兵退役后只会得到一块田地，而且那田也是要纳税的。
大封勋士的时期已经结束了。
就在人们因为数十万勋士成为地方新士绅，这些武功士在地方上与耕读士绅共同参与地方事务，每每让后者为“与武夫共处一堂”而心有不甘，在那里自以为尊贵的时候。谁曾想到，现在陛下却突然亲笔写下这篇文章。
一篇《军人之尊贵》，让世人再也不敢有人再称军人为“蛮夫”，陛下金口玉言，谁人再敢用“蛮夫”之类的粗言形容军人，那就是欺君。
陛下这次捷足先登，用那些往往只用于形容文士尊贵的词汇形容军人，打了天下所有文人一个措手不及，即便是如顾炎武、如徐枋等人，也觉得陛下这一次有些“言过其实”了。
“我大明能有今天，确实多赖士卒用命，可是陛下今日之言……”
又一次，顾炎武看着手中的报纸。
“是故军人者，知有国不知有家；知有国不知有身；知有死不知有生；知有进取不知有退守；知有精神不知有意气；知有服从不知有抵抗；知有命令知有军纪，不知有妻孥，不知有敌国。其胆大，其心细，其气魄沉雄，其品行高尚，其眼光锐敏，其手段辛辣，其动作壮快，其言语真挚……这，古往今来，又有多少军人配上这样的言语？”
文章做得再好，也无法掩饰一个事实——过兵如过匪的现实，在历史上兵等于匪，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生为国家万里之长城，死作国民亿兆之护法……如吴三桂者，如孔有德者，如尚可喜，如那降虏的一个个将军，如那些意杀尽蛮子的兵卒武夫，又岂配得上这样的言语？”
或许，顾炎武不反对推崇军人，但是他却并不喜欢这种无限拔高的言语。但听徐枋这么说，他便摇头说道。
“陛下口中所指的是我大明的军人……是其麾下之兵卒，而非旧时之兵。”
顾炎武向来不喜欢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更不喜欢附和他人的观点，身为首辅的他自然也不会因为他人混淆观点，而跟着附和。
“但会有人这么说！”
徐枋看着首辅说道。
“非是在下混淆是非，而是天下人看到这篇文章后，必定会有人混淆是非，必定会有人将两者混为一谈，如此，陛下意欲为军人张显尊贵的打算，恐怕就要功亏一篑了！”
徐枋一语道出了其中的关键——世人会混淆是非。
“陛下之所以意欲为军人张显尊贵，无非是想趁此天下皆言军人功劳的时候，进一步提高军人地位，毕竟，自宋以降，文强武弱的局面可谓是积重数百年，若非是如此，又怎么可能会有建虏入关的教训，所以陛下才想提升军人地位